而导演组此前发布的“开门迎春晚”创意征集令，原本想号召网友分享好故事创意，最终也未达预期，评论区几乎被粉丝的偶像应援内容占满。这次彩排阵容引发的最大争议，在于年龄层和专业度的失衡。

导演黄一鹤提出观众点播互动形式，并争取到全国现场直播，这在当时是突破性的尝试，也给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娱乐体验。那个年代，改革开放刚刚起航，一家人除夕晚上除了吃顿丰盛的晚饭，要么打牌要么睡觉，没什么其他娱乐选择。

23年前，春晚走到了发展的顶峰，笑星巨匠们稳定输出，港台流行天王成了常客，吃完团圆饭全家围坐看春晚，再伴着零点倒计时放炮，成了全国通行的过年新仪式。那时候的春晚，早已超越了晚会本身，变成了新民俗，刻进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。

90年代末期，即便相声创作尺度收紧，赵本山依旧能扛起大梁，只要他出场，就能带来持续的满堂笑声。1998年，赵本山、高秀敏、范伟合作小品《拜年》，录备播带时，高秀敏提出把赵本山的一个包袱让给自己，赵本山当时同意了。可到了除夕一大早碰头，赵本山头一句话就是把包袱要回来，他琢磨了一宿，认定这个包袱由自己说，现场效果才更好。

2014年沈腾、马丽主演的《扶不扶》，当时已隐退的赵本山担任语言类节目艺术总监，直接否决了原先的蜘蛛侠设定，提出让沈腾反过来躺在地上重演老太太台词的反转，这一神来之笔让全场观众笑到前仰后合。

2010年的小品《捐助》，是赵本山表演生涯中人物情绪转变最多的作品。从捐款后的骄傲、初现端倪的担忧，到故作镇定的伪装、被牵手时的尴尬，再到被误解时的着急、最后被亲家激怒，二十多分钟的现场表演，他没有一秒钟的情绪偏离情境。

陪伴观众二十多年的老一代艺术家们陆续隐退，接过大旗的青年一代难以把握火候，互联网的发酵又让观众的议论成倍数放大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网上的吐槽声浪逐渐盖过了电视机前的笑声。

沈腾早年的“郝建”形象深入人心，后来一年换一个角色，剧本类型年年变样，观众再看他只剩脸熟，一旦剧本拉垮，鼓掌也变得勉为其难。沈腾撑不起来后，导演组就开始找当红明星“包装舞台”，演电视剧的、演电影的，谁火谁就出现在春晚小品舞台上。这些小品创作也相对简单，根据当年热点写个本子，融入些网络热梗，再给明星分配角色。

可这些平日里妆容精致的明星，换上服装后也只是“提线木偶”，剧本怎么写就怎么演，他们主业是演员甚至偶像，并非专门研究喜剧，根本理解不了春晚笑声背后的含金量。巩汉林曾精准概括这种现象：真正艺术的价值是分行当的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观众对春晚的态度也彻底变了。现在的老一代人，依旧像43年前一样坚守在屏幕前，几十年的习惯改不动了。年轻一代的目光却早已从电视机转移到手机，刷短视频看经典小品，累了就出门放烟花，第二天一早去影院看电影，只有听到网上说哪个春晚节目精彩，才会找视频补上，算是对春晚的支持。

以前过年，一家人围着父母、爷爷奶奶转，80后、90后、00后还是孩子，过年意味着穿新衣、放鞭炮、收压岁钱，无忧无虑。现在这些年轻人成了家的焦点和顶梁柱，从996的工作中抽离，除夕前赶回家吃顿团圆饭，晚上躺在床上依旧疲惫，还得琢磨后续走亲戚的安排，过年带来的情绪价值，甚至比不上往常的一个周末。

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削弱了春晚的吸引力。过去观众心心念念的小品、明星，现在打开手机随时能看到，触手可及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春晚的吸引力甚至比不上大年初一明星云集的新电影。

即便还有人保留着看春晚的传统，也大多是把它当成背景音，听着节目演完就行，不再是当年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。社会关系的变化则让春晚失去了核心的团聚土壤。老一代人子女多，过年时子女带着孩子聚集在老人家里，兄弟姐妹们叙旧，孩子们凑在一起看电视玩玩具，两大桌人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

歌唱阵容里，殷秀梅、张也、阎维文、毛阿敏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唱家也不见踪影，舞台上全是跨界唱歌的影视演员。今年马年春晚的彩排阵容，似乎延续了这种趋势，导演组启用柳岩担任主持人，被网友质疑是“流量逻辑凌驾艺术品质”。秦海璐、沙溢等实力派演员虽然也出现在彩排现场，秦海璐戴着墨镜、穿着大衣气场十足，沙溢依旧憨笑着和粉丝打招呼，可这些熟悉的面孔终究只是点缀，改变不了整体阵容偏年轻的事实。

老观众怀念的，是全家围坐一起看赵本山小品笑得前仰后合的热闹场景；年轻观众追逐的，是偶像出现在屏幕上的瞬间。春晚官微下面，两拨人的评论泾渭分明，有人说时代变了，春晚该跟着年轻人的喜好走；有人则反驳，春晚是全国人民的春晚，不能只照顾年轻人，把老观众晾在一边。

可现在的问题是，曾经能精准拿捏所有观众喜好的春晚，如今连兼顾不同年龄层都显得困难。当“星光”逐渐替代“笑声”，当跨界演员替代专业艺术家，当粉丝应援盖过真实的创意征集，这台走过43年的晚会，到底该服务于流量还是服务于所有观众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